9月空气质量相对较差10城公布：河北占六成

我将珍重法律共同体的荣誉，并以至诚之心保证，忠诚于法律、良心和正义事业，永不止息。

[51]家庭关系相当亲密、隐私，是最典型的私人领域，法律的介入势必公开私人隐私，[52]这也是德国避孕药案判决的主要理由。[86]这些规范中的公平责任并非限于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双方都没有过错的情形，毋宁是借助民法中的公平原则，扩大了侵权法上公平责任的适用范围。

本案被告承担的是缔约过失责任。[37]BGH II ZR 12 /73． 对该案件的介绍，参见梅迪库斯: 《德国民法总论》，第 154 页以下。奥地利最高法院认为，夫妻可以按照《民法典》第 90 条，不约定劳务报酬，所得归婚姻共同体。美国法通说则认为无需此要件。区分公域与私域的隐含基础是国家对私人领域的道德中立。

一是侵权纠纷，重点是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如何平衡。我国《合同法司法解释（二）》（法释〔2009〕5 号）第 1 条规定，合同只需要具备标的物与数量条款通常就可以成立。因此，他理所当然会拒绝对永远充满意外的未来做出预测。

[23]选择这些信息而不是那些信息，正是因为在法律系统眼中，这些信息而不是别的信息具有法律意义。卢曼强调过：《生态沟通》关心的是去理清社会如何对环境问题作出反应，而不是社会应该如何对这个问题作出反应、或必须如何对这个问题作出反应以改善它与环境的关系。只有法律可以处理的事实、或者说会影响到法律规范适用结果的事实，才是法律系统内的事实。而从他这种对既定存在的合理性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跨越区分边界，无论是跨越功能子系统之间的边界，还是跨越整个社会系统与环境之间的边界，都不是没有代价的。

四、生态风险改变现代法律？以卢曼的功能分化系统观看来，法律系统自成一体运作的闭合性，使其具有相当强的抵抗外来干扰——包括应对生态风险的社会压力——的能力。每一子系统与自己环境的选择性共振，都可能被其他子系统当作自己环境中无意义噪音或有意义信息。

第二，法律系统在看见时，也只能使用法律系统自己的眼睛来看。因此，我们看到，卢曼拒绝了适应和输入-输出这些表达，转而从物理学中借用了共振（Resonance）这一术语，[24]宣称分化了的诸社会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只有基于它自己特有的频率才能产生共振，而社会系统（包括法律等子系统）居然会对生态风险产生共振，是一件概率极低的事（P16）。[9]因此，本文选择从卢曼对法律的讨论入手，带着如下问题与卢曼一起思考：现代法律如何应对生态风险？二、卢曼眼中的法律：功能与结构（一）法律的功能：稳定规范性预期法律在古代文明中亦存在。六 结语无论人们喜欢不喜欢，作为事实，中国已经开始并且仍未停止的现代化进程，是以制度移植为特征的。

也就是说，通常所谓各系统之间的互动，其实仍是以系统-环境之间共振的方式发生的，仍会受到前述选择性的约束。但是，卢曼对法律系统自成一体性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这种状况为何是成问题的以及这种问题的后果是什么。[37]因为，如前所述，在卢曼看来，法律系统的同一性在于以条件程式应用合法/不合法符码，而引入新的符码值和新的程式显然会破坏这种同一性。（P64）法律系统的运作，即合法/不合法符码的应用，之所以是闭合的，是因为如前文所述，其合法/不合法判断的标准只能是法律系统内部的规范。

所以，他已经打定主意要让那些希望对生态沟通的讨论能够对迫切有待解决的生态有所贡献的人失望了。一般适用的法律规范可能造成个案不公正的结果，一些法律规范并不总能得到彻底执行。

[2]置身于这样的世界，人们不能不意识到：工业技术在带来物质享受极大丰富的同时，也带来了空前的威胁——生态风险就是其中最突出的部分：环境污染、资源耗竭、人口过剩、物种急剧消失以及气候反常变化等等。然而，在新兴的环境法领域里，人们经常谈论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类的立法目的，也有许多人有意无意地支持在环保领域确立更多结果取向的规则，从几乎没有争议的、对地方官员的环境绩效考核，到引发一些疑虑的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出现与扩张，[28]到意见极其分裂的、是否应当基于风险预防原则而更多限制科学研究和新技术应用的自由[29]……正是在这里，卢曼观察到：而在《生态交流》一书中，卢曼也的确提到了，为了回应生态风险，环境法律中由恣意的决定和含糊又空洞的准则混合而成的、由行政官僚而非法院强制实施的环境规制法大大增加了（P74）。

二是对被选中的某些信息的意涵选择这种理解而忽略另种理解。因为，在这此问题上，我们能够达成的惟一共识是：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无知。法官在判决时不会考虑与法律规范无关的事实。归根结底，人，并不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而在卢曼那里，恰恰是这种同义反复式的规定，揭示了法律系统运作的自成一体性，或者说，标志出了现代法律系统的自主性或自治性[19]。而我之所以认为这一点可以做到，是因为：我们并不需要知道自我指涉这个语词，就能了解自我指涉是怎么回事。

至于符合经验、常识和直觉的谨慎答案：法律既自成一体又具开放性，法律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与时俱进的适应性，看起来又像是在和稀泥。这一方面意味着，政治系统并非法律系统的附属，不是专为解决法律系统剩余问题而存在的。

无宁只是，如卢曼所言，法律系统在本系统内更多考虑到了环境而已。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理论上，我们可以把法律系统对外来信息的这种选择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选择某些信息，而无视另外一些信息。

没有任何其它的系统是在这一符码下运作的。另一方面，即使政治系统经过民主审议程序，——同时也是法律系统中的立法程序，——颁布了生态风险的有关法令，这里发生改变的也只是法律系统的条件程式，而非合法/不合法的二元编码。

在卢曼看来，这是在法律系统的二值符码之外，引入了合法与不合法符码之外的第三值（P73），即政治。即使在有关合理性乌托邦的讨论中，——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某种新秩序的期待———他也要先强调，必须看到，在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并不存在高于所有功能子系统的普适的合理性，没有哪一个功能子系统能够主张自己系统内合理性高于其他功能子系统的合理性。所有这些研究都以建立一种普遍的社会理论(a universal theory of society)为目标。也就是说，人们普遍关切的生态风险，对于法律系统而言，属于诸多外来信息之一。

对于生态风险，亦即使人类因自己对环境的利用而损害自己生存和生活的前提条件这一问题，法律系统以共振方式作出的回应，因为受到这种选择性的约束，可能在不同意义上是过少或过多的。（P64）在卢曼那里，二值符码是所有社会分支系统运作的基本结构，应用不同二值符码进行不断的区分是社会分支系统运作的基本方式。

[12]只不过在功能分化尚未发生之前，法律提供规范预期的方式与习俗或信仰还无法区分开来。这类努力明显朝向使现代法律实质化的方向，而在卢曼看来，这就意味着在现代法律中扩大不同于条件程式的目的程式的应用。

无论是演化论中生存者对环境的适应，还是控制论上环境与系统之间的输入-输出关系，都很难突出这种关联中源于系统内部自成一体运作的选择性。本文所关心的卢曼的主要结论——即以独特符码和程式运作的法律系统，其有限认知能力会影响到以生态风险为议题的沟通——就是这样具有一般适用性的结论。

其意思不过是，在因功能分化而不再有中心和顶端的现代社会里，政治只是诸多功能系统之一，它并不比其它功能系统更重要，也不比其它功能系统更不重要。法律是一个闭合体系吗？法律能够提供确定性吗？经过法律现实主义[20]的洗礼之后，面对这类问题，极少有法学研究者胆敢简单地说是，但也很少有人愿意轻率地说不。这里的关键在于：在法律运作的条件程式中，进入法律系统内的外来信息，是法律系统依据规范而选择和重构过的信息。而且，卢曼曾从弗莱堡大学获得法学学位（1949年），毕业后又曾长期从事公共行政方面的法律实务工作。

在这个意义上，在与未来不确定性面前，结果取向的立法是对法律系统的误用——用卢曼的话来说，其中法律被误用来传达安全可靠的印象，而事实上能够得到的只是各种合理的推测，这种做法定位于结果的倾向性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会达到其目的。（二）法律的功能实现：符码化卢曼认为，现代法律是功能分化了的现代社会系统之诸多子系统之一。

可以看出，两种程式最大的差异在于：目的程式的应用本身决取于对未来的预测，而条件程式的应用则不。假如某类生态风险，在实证法上完全无法可依，合法/不合法符码对之完全无法应用。

法律的规范效力并不取决于法律在某个具体情形中是否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执行。认真考虑一下就会发现，像确定环境风险的基准线或门槛、明确接受风险意愿或对风险的容许水平、权衡互相冲突的环境相关利益这样的决策问题，并不只是尚未形成共识、因而需要想方设法努力促成共识就可解决的问题。